近期，珠三角地区一些企业倒闭，许多企业主和专家借着经济形势的下行趋势唱衰《劳动合同法》,一些地方政府也以拉动就业市场为由加以唱和。这种情况令人十分担忧，也许这种担忧有些“不合时宜”,但是工人阶层的基本人权得到保障和平等、自由和有尊严的就业毕竟是未来的方向。

　　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组织，企业无疑是集中了各种矛盾关系的特殊载体。其中有企业与雇工、企业与政府、企业与社会、企业与市场、政府与经营者等等各种矛盾。从经济学角度来讲，社会要发展，企业要创造财富，就必须将资本、劳动和管理三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发挥作用。而事实上，这三者各自的本质属性及其不同的利益诉求和价值取向，总是处在动态的矛盾冲突中。雇主关心的是企业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强调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工会则强调职工权益的保护，特别是希望职工能分享企业发展的成果，保证职工收入能稳定增长，希望企业能不断地改善职工的工作生活条件；政府最关心的则是经济的持续发展、社会文化生活的改善和政局的稳定等等。正因此，涉及劳动关系的分歧也往往最大，处理不好，就可能酿成社会的不稳定。事实上，在市场经济尚未发达的中国，劳动关系近年来出现许多新问题，如就业压力大、劳动关系紧张、群体性突发事件增多、企业拖欠克扣工人工资、任意延长劳动时间、非法收取押金、不签订用工合同等等现象。这种种现象，无不影响着整个社会人权保障的质量，也往往遭到来自国际社会的舆论诟病。

　　社会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兼顾各方利益，充分平等地保障人权，有效地进行协调和组织，而不是放弃或牺牲某方的利益。“绝不能以损害人民生命健康来换取企业发展和经济增长”,这是执政党高层发出的重视人权、重视人的生命和尊严的严肃的声音。人权涵盖的范畴很广，而且所涉关系特别是利益关系又比较复杂，为现代社会的人权保障机制的设计，带来不小的困难。但我认为给予人们普遍的自由和平等，就能实现宪法对公民的承诺。

　　在宪政不断进步、人权不断得到重视的社会背景下，国家倡导建立并在各地推行的协调劳动关系“三方机制”使我们看到了解决前述矛盾的希望。协调劳动关系三方机制是发达国家在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形成的长效机制，至今已有100多年。1976年，国际劳工组织正式颁布《三方协商促进国际劳工标准公约》,首次确立了由政府、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三方共同处理所有涉及劳动关系问题的“三方机制”,使三方之间能以恰当的方式开展政策对话和利益调解。中国政府也于1990年9月签署了这一公约文件，表明中国也将逐步按照国际上通行做法来协调处理劳动关系问题。

　　如今的发达国家大都采用“三方机制”来协商解决劳资矛盾，但各国具体做法还是有不同的。如比利时组建的全国劳动理事会又称“联邦社会议会”在协商谈判的基础上向政府和议会提出社会与劳动方面的建议，制定基本劳工标准，签订全国劳资协议，并对产业和地方的劳资谈判起指导作用，同时在全国建立了地方劳资理事会和产业联合委员会，分别举行劳资谈判和签订有关协议，并可向全国劳动理事会提出建议和指导企业的劳资谈判活动等。随着近年来地区经济的一体化发展，欧洲等地区还出现了跨国性的三方机制。例如欧盟委员会、欧洲工联和欧洲雇主组织三方就通过举行洲际协商谈判和签订相应协议调解全欧劳动关系。中国的三方机制建立较晚，但这正好让中国有了更多可资借鉴的经验。

　　2001年8月，国家开始启动劳动关系三方协商机制，以协商的形式解决劳动关系中存在的各种问题。目前已逐步建立和完善了多层次多社会层面的三方协调机制，在劳动立法、经济与社会政策的制定、就业与劳动条件、工资水平、劳动标准、职业培训、社会保障、职业安全与卫生、劳动争议处理以及产业行为规范等重大问题上发挥重要作用。虽然说劳资关系，是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工会法等一系列法律调整的对象，但法律毕竟有其不灵活的缺陷。三方协商的机制，恰好可以弥补法律的不足，可以灵活地处理实际发生的不同问题，还可以通过对话，协商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制定，充分发挥民主，实现科学决策，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

　　科学地讲,“人权就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每个人按其本质和尊严享有或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其中就包括劳动的权利和获得劳动报酬的权利。三方机制的建立和运行，将有可能使中国的人权保障得到可靠的长效机制。三方协商机制，实际上是一种平等对话的机制。在三方机制下的协商平台，政府不是来检查工作的、企业不是来接受责罚的、工人或工会代表也不只是来“听会的”,而是三方都居于公平、平等地位的。这十分重要。

　　建设和实现和谐共赢的美好社会是人类共同的理想。只有充分尊重和保障人权，使每一位社会成员都平等地享有生存权、发展权和有尊严地生存与发展时，和谐社会才会真正开始出现，才会成为我们可以达致的理想。“三方机制”的建立和落实，是继将保护人权写入宪法之后一个关键性的进程。尽管尚未满意，但我们有理由期待我们这个社会的未来人权发展。